作者：王琳

　　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就具体案件下达办案指标的做法，多年来备受质疑。北京、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先后放弃“办案指标”，也都曾赢得过一些喝彩。两年前，北京警方宣布从“指标制”过渡到“数据常量”，实现由“定性”到“定量”的突破。当时的媒体高度评价了这一举措所带来的转变，称“北京警方对社会治安局势的掌控能力正在进一步提升”(2006年7月31日《新京报》)。

　　废除“办案指标”之后的效果是如此显著，本应引得各地公安司法机关争相仿效，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，我们至今在公共传媒上仍能时不时看到“办案指标”的影子。5年前，沈阳市公安机关曾在冬季“百日会战”中明确提出，要“破获100起命案，抓获100名要犯”，在媒体的质疑与批评之后，想来当地应有所反思，因应民意与执法理性对“办案指标”予以科学校正。但事与愿违，据《法制日报》于6月12日报道，“办案指标”又在辽宁重现，只不过，这次“指标”的制定者变成了辽宁省公安厅。“新指标”的内容是：从5月到今年年底，全省各市公安机关必须打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；各县(市)、区公安机关必须打掉5个以上恶势力犯罪团伙。

　　对“办案指标”之弊及其容易导致的恶果，已有成批量的分析文章见诸舆论。如果辽宁此打黑指标是可行的，那么每个市至少应该有一个以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，每个县(市)、区至少有5个以上的恶势力犯罪团伙，难道黑恶势力在辽宁如此猖獗与逍遥吗？其实，当“办案指标”来来去去，于治安状况而言，仍是“治标”而未“治本”。如果“指标”定得多了，基层干警的“治本”之心也就散了。若真“除恶务尽”了，下一次“指标”降临，拿什么来完成任务？如受办案指标的限制，则只会束缚打黑除恶，并因此留下隐患。

　　可就是这样一个民众反对、媒体质疑，甚至连基层干警也同样叫苦不迭的“办案指标”，却硬是阴魂不散。潜在的原因也许就在于，量化的“指标”不仅于治安有“治标”之功，于某些领导而言还能最直观地体现政绩。看来，只要我们的治安评估、官员任免等，还存在着“唯上不唯民”的弊端，就很难保证官员们把对民意口碑的追求，置于上司的嘉许之上。

　　当然，不排除有些地方官员会基于道德自觉来主动取消“办案指标”，只是，这种纯粹依赖于官员个人官德的制度改进，注定无法大面积推广。鉴于对“办案指标”之恶在舆论上已形成共识，公安部理应以内部的制度化来严厉禁止各地再颁“办案指标”。对治安状况欠佳，黑恶势力猖獗的地区，应着力强调日常办案机制，做到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。在官员的升迁，治安状况的评估上，也应引入公众评价机制，让官员在制度上不得不重视民意，尊重民意。

　　如是，“治标”的“指标”方有可能大范围退出。

　　□王琳(海南 学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