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 张贵峰

　　“社会上的说法说每年各级党政机关公款吃喝就要消耗掉三千亿，而实际上我们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个数据是有一定夸大性的，是不准确的。但是实事求是地讲，政府接待的开支也确实是不小的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拿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挺难”，6月19日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，针对“公务接待”谈了这样的看法(6月20日中国政府网)。

　　稍加分析，我们就会看到，“拿出准确数字挺难”，其实是远比“公款吃喝三千亿夸大”更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它表明，在“公款吃喝”这一问题上，目前即使是政府自身，也是不甚了然的。在数字上难以准确地反映、掌握它，当然也就更难以从源头上去有效地监控、制约它。与此同时，“拿出准确数字挺难”无形中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这样的事实：当前职务消费这样的政府信息之于社会的公开、透明程度，仍然是很有限的，甚至政府根本还没有做好这方面信息公开的准备。

　　当然，就“公款吃喝”泛滥的现实，仅仅具体地责备和要求于某一个部门、机关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。因为从根本上讲，这一局面的出现，并非哪个部门机关的一己之恶，而是整体性的制度欠缺使然。

　　比如，预算管理制度。纵观时下各地各级的政府预算，容易发现，在行政成本、职务消费方面，相关的数据总是极为笼统粗略的，公务接待名义下的公款吃喝，并没有成为一个单独且清晰具体、“看得见”的预算项目，被精确地编制、审核(类似的公车、公费旅游等职务消费，其实也是如此)。这种情况下，相应的监督、制约，自然无从谈起。

　　再如公共财政制度。众所周知，目前我们的政府财政，事实上存在好几张“皮”，公共程度相对较高的预算内收支仅仅是其中的一张，在这之外，还存在大量由“预算外”、“制度外”资金构成的、很大程度上属于“非公共化”的另几张“皮”，而在这些“皮”下包裹的正是难以计数的各种可以自收自支的“小金库”。这些小金库，由于高度的部门化、利益化，不仅完全游离于来自人大的公共监督之外，甚至往往也不在政府自身的监督之内。而如此一来，公款吃喝又怎能不泛滥，而“拿出准确数字”又如何不难？

　　所以，“公款吃喝三千亿”是否夸大，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：我们必须首先有能力从制度上把这个数字搞清，使之不再“挺难”，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，确保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行政成本、职务消费，彻底公开化、透明化，将其充分纳入到制度化了的全面公共监督体系中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