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胡印斌

　　据说，陈丹青与韩寒在湖南卫视对谈时，语气轻蔑地点评了老舍、巴金、茅盾乃至冰心等若干有定论、有共识的文学大家。韩寒说：“老舍、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。”陈丹青随即表示赞同：“还有巴金，写得很差的。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。老舍还好，但是不经读，读过就可以了。”韩寒还说，这些人的很多作品，“自己一点都不能读下去”，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让学生背诵。(《广州日报》6月19日)

　　两个人话赶话的评点出来以后，舆论很有些激奋的样子——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说法，叫“一片哗然”。余秋雨含泪劝告灾民的时候，一片哗然；王兆山替鬼代言幸福的时候，一片哗然。或许，此种情形正表明了我们社会一般认识中对于大师的态度：批评大师其实是有门槛、有底线，也有分寸的。

　　陈丹青先生这些年来风头强劲，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“兼得”，其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评，赢得了很多人的敬重。因为这份敬意，陈丹青似乎也就具有了批评大师的资格。而韩寒尽管也当红了好几个年头，其实在潜意识中，很多中国人是把这个玩赛车的后生小子当作明星看待的。明星可以谈时尚，可以侃流行文化，可以透露个人情感，甚至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什么的，可一旦像韩寒这样直截、情绪化地评价文学史已有定论的文学大师，显然出圈了、越位了，超越了人们的容忍限度。

　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因乃至渊源相当复杂，对现代文学的评价也与对现代史的评价如影随形，绝不可单就文学来论文学。历史地看，现代作家因其与中国的民族解放、人民革命的天然联系，仅仅以“文笔”来论高下，不只不公平，而且显得很幼稚。

　　实际上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文化界就出现过一种“重写文学史”的思潮。有学者这样总结说：“有些作家学人，刻意贬低鲁迅，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。与此同时，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，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。”

　　这股“重写”潮流的精神背景，可以追溯到海外学人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。可以说，这本著作以对张爱玲、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，确定了“重写文学史”的坐标和界碑。但是，很多人只知其一，却往往不求甚解，忽略了夏志清诚笃务实的治学精神。

　　通观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从作品论作家，一部一部地评点，从这些作品论中概括作家的艺术追求，并没有任何印象式的情绪化的是非臧否。而且，其对于陈丹青和韩寒不屑的茅盾、巴金、老舍乃至冰心，也有着中肯的积极评价。

　　我粗粗从中摘录若干，以为佐证。

　　“他为了宣传的需要，糟蹋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丰富想象力。”“但尽管如此，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，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，毫不逊色。”

　　“《秋》是巴金所写的表达愤怒最好的小说，《寒夜》则是他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。因为爱能够超越愤怒，代表了较为广泛的了解，《寒夜》的成功，因此更见高超，更见成熟。”

　　“《骆驼祥子》中爽快直截的文字传达了北京方言的地道韵味，其中主要人物都实实在在令人难忘。”

　　“冰心代表的是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传统。即使文学革命没有发生，她仍然会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诗人和散文作家。”“以简洁莹澈的文字写成的故事，几乎是一首毫无瑕疵的田园曲。”

　　夏志清的这些评价，都是从具体的作品论中生发出来的，因为其“贴着地面”，带有泥土的芬芳，所以读来可信，不显粗暴和武断。不像陈丹青和韩寒那样随意、随便、随性而发。也就是说，不是不能批评有定论的文学大师的问题，而是应该如何批评的问题。

　　进一步讲，文学批评毕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。作为民族心灵史的书写者，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者，我们固然不能轻佻地对待文学大师，即便是一般的作家，似乎也应该得到认真批评，而不是印象式的“很差”、“读不下去”等判词。韩寒没资格，陈丹青似乎也不应该。

　　我们应该怎样批评文学大师？我想，首先还是要有足够的尊重，尊重大师经过人民和文学史的选择而自然形成的价值。再就是要有足够的历史意识，历史地评价和看待历史人物，包括文学大师。第三，大概还是要提倡一点实证的精神，少一点简单空疏的印象式评判。

　　夏志清既然是重写文学史的精神源头，那么，试图确立现代文学新秩序的韩寒和陈丹青，似乎也应该多借鉴一下夏先生的治学之风。批评，总得让人服气不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