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陈一舟

　　18日凌晨，扬州一男子将私家车堵在小区门口，严重影响居民出行。派出所值班民警詹朝龙接警后前去劝止，不料这个自称“新加坡投资商”的男子却大施拳脚！“特种兵”出身、曾两获全国散打大赛亚军的詹警官保持高度克制，在比自己矮半个头的凶恶男子面前始终未还手，直至被打得昏倒在地。事情发生后，邗江区警方肯定了詹朝龙的做法，扬州市民自发去东方医院看望慰问老詹，大家由衷地敬重这位“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”的好民警。(6月22日《扬子晚报》)

　　毫无疑问，打不还手的警察绝非是性格懦弱，也不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，而是一种自我忍耐和极度的情绪控制。在我看来，这种过于夸张的“忍辱负重”是可悲的，来自于制度和道德的双重“压迫”。长期以来，很多公共服务单位譬如警方和公交公司，往往在职业道德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所谓的“职业规范”：要求从业者对服务对象“打不还手”、“骂不还口”，有些不但将之列入道德褒奖的标准条件，推出“委屈奖”，还“写”入了内部的规章制度。我想，这是导致很多警察打不还手的关键因素。更可悲的是，“打不还手”的伪职业道德，分明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和法律精神相悖的“潜规则”，却会引发社会舆论的某种认同和赞赏。

　　我很不明白，打不还手的警察咋就成了“好样的”？作为个体，他们忍辱负重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传统美德或许值得学习；但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国家机器，警察面对邪恶不制止任其肆意妄为，置法律尊严于何地？连自身安全都保护不了，又如何去保护公共安全？

　　别再把打不还手的警察当成道德楷模来进行大张旗鼓的“肯定”了。这是个体权利的悲哀，也是法律的悲哀。这样与道德本义背道而驰的“道德准则”，严格说起来，是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绑架。给警察套上“打不还手”的道德枷锁，让之成为道德绑架的牺牲品——所戕害的，绝不仅是一个或者几个警察的个体安全，还有法律的尊严。